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的解读
来源:观典律师事务所 | 作者:王君岩 | 发布时间: 2026-10-30 | 197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 分享到: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的解读

王君岩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已从理论命题上升为牵动全局的战略任务。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了值得警惕的苗头: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巨大空间;重发展指标、轻体制改革,发展与改革“两张皮”的现象尚未根本扭转;未来产业赛道布局雷同,脱离自身资源禀赋盲目跟风,“内卷式”竞争有所抬头。这些偏差若不及时矫正,不仅难以形成真正的先进生产力,反而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和新的结构性问题。为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创性理论系统转化为行动指南,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遵循,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五个方面提出十九条重大发展改革任务。

一、《意见》的发布背景

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以来,其理论内涵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和深化。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经过近三年的理论积淀与实践探索,全党全社会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显著深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将这一理论创新系统化、政策化、制度化的条件已经成熟。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这一关键节点印发《意见》,正是要以顶层设计的确定性为全国上下提供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避免各地在方向不明中各自摸索、重复试错。与此同时,《意见》的出台具有鲜明的纠偏指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在答记者问中坦陈,实践中出现的忽视传统产业、割裂发展与改革、赛道雷同布局等问题,说明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在落地过程中亟需制度层面的引导和规范。《意见》提出的“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正是针对这些苗头性问题的系统性回应,其目的在于“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二、《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为五大支柱,构建起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转化、从发展方式转型到制度供给、从人才支撑到组织保障的全链条政策体系。

(一)以科技创新为逻辑起点,夯实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根基

《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置于五大任务之首,凸显了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先导性地位。在基础研究端,强调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并重,通过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解决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薄弱问题,同时支持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开拓创新,并体系化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分散。在关键核心技术端,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和产业创新工程,落实好首台(套)、首批次应用政策。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意见》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方面提出了若干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将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企业研发项目按程序上升为国家项目,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并明确“建立用户考核评价成果的机制”。这一系列安排推动企业从创新活动的“参与者”向“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角色实质性跃升。在成果转化环节,《意见》提出“立项时一体部署研发和转化任务,验收时考核应用实绩”,引导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按“先使用后付费”方式将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从制度上拆除了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之间的隔离墙。

(二)以深度融合为主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梯度格局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意见》着墨最重的篇章之一。其政策设计的核心逻辑不在于简单地“抓新弃旧”,而在于构建一个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梯次接续、协同演进的产业生态。

对传统产业,《意见》明确要求“守牢实体经济根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优化升级,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并配套产业基础再造、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等一揽子工程。这一部署直接回应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放弃传统产业”的误读,将传统产业的数智化、绿色化改造定位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重要场景。对新兴产业,《意见》在列举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的同时,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并明确要求“避免‘内卷式’竞争”,将集群化、差异化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的组织原则。对未来产业,《意见》提出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和市场监管规则,并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体现了在不确定性前沿领域“允许试错、分担风险”的务实态度。

在融合路径上,《意见》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单列一条,要求推进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同时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在促进应用与管控风险之间保持平衡。

(三)以发展方式创新为约束条件,将绿色低碳内置于生产力跃升过程

《意见》将发展方式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构成而非外部约束,从经济体系、政策工具和能源革命三个层面作出部署。在经济体系层面,要求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在政策工具层面,提出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标准计量、产品碳标识认证和碳足迹管理体系,以全国碳市场为主体完善碳定价机制并扩大覆盖范围,同时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多样化和绿色税制完善。在能源革命层面,明确“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这一部署将绿色转型从“成本项”重新定义为新质生产力的“竞争力项”,使碳约束成为驱动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的市场信号。

(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关键一招,打通要素向新质生产力流动的通道

《意见》将改革贯穿于发展全过程,在科技与经济结合、市场监管、金融供给和全球要素配置四个维度集中发力。在科技与经济结合上,提出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允许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开展多种形式激励,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在市场监管上,要求完善市场准入、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加强人工智能和生物等领域治理,探索“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的监管模式,并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金融供给方面的部署尤为具体: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壮大耐心资本;丰富科技创新债券产品体系,支持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发展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保险产品。这一安排直指新质生产力企业“轻资产、长周期、高风险”特征与传统金融风控逻辑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在全球要素配置上,《意见》要求推动共建科技园区、“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平台,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体现了在开放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取向。

(五)以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为支撑,重塑人力资本与产业需求的匹配逻辑

《意见》将人才工作从传统的“培养—使用”线性模式,升级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在培养端,要求根据产业和科技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鼓励企业与高校联合定制化培养人才。在使用端,明确提出“加快推动科研人员考核评价激励与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等适度脱钩,防止简单按人才‘帽子’定薪酬、定职称、定待遇”,并健全“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畅通产业工人向上发展通道。这两项改革分别指向科研评价中的“唯帽子”倾向和技能人才发展中的“天花板”问题,旨在让人才的评价和流动回归能力与贡献本位。

三、《意见》的发布意义

《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新质生产力从理论概念正式转化为系统性的国家行动框架。它以“创新主导”确立动力来源,以“改革为要”锁定制度路径,以“因地制宜”设定实践边界,以“先立后破”把控转型节奏,将此前分散于各领域的政策工具统合为指向明确、逻辑自洽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不满足于在既有发展模式上“叠加”新产业,而是致力于从生产关系层面重塑要素配置规则,使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和人才集聚在同一制度框架内相互强化。

从更深层次看,《意见》是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出现的方向性偏差的一次系统性校准。它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校正“只抓新兴、忽视存量”的偏向,用“改革贯穿全过程”校正“重发展指标、轻制度供给”的惯性,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校正“赛道雷同、一哄而上”的冲动,并以“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的刚性约束,为政策执行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这份《意见》所确立的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线图,更是一种以制度质量保障发展质量、以规则理性约束短期冲动的治理逻辑。随着各项任务落地,其制度效应将逐步从政策文本传导至产业实践,为中国经济在深刻结构转型中赢得战略主动提供持久的体制支撑。